日本人的一家承包商,在黄牛角水电工地干出了让所有中国水电人,让所有中国基本建设从业者目瞪口呆的业绩——掘进世界纪录。

    更让人难堪是,这个月进尺357米的世界纪录,是雇用的三四百个中国水电工人,在二三十个日本人领导下完成的。这对所有搞水电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更有切肤之痛。这让外界的人自然会想到那个橘生于淮的故事。

    黄牛角水电站是建在黄泥河的一个水电站,地名为黄牛角,电站也因此命名。这个冲击远远超出了水电建设的范畴,对全国的基本建设都产生了很强的冲击,因为是发生在黄牛角水电站的事,所以媒体冠名为“黄牛角冲击”。姜雄华在计划司干了几年,遇到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黄牛角冲击”。

    这一态势,自然得到水电部党组的高度重视,派出调研组去黄牛角工地。调研组由梁仲夏和基建司的一位董建设副司长带队,姜雄华也随组前往。

    一辆中巴车沿着江边的道路前行,向黄牛角工地赶去。

    车上的乘客是水电部派出的调研组人员,他们是先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乘车过来。到罗平县城后,再赶往黄牛角,距离并不是太远,但路况不好,五六十公里跑了好几个小时。

    黄牛角地处云、贵、桂三省区交界处,可谓是一个“鸡鸣三省”之地。汽车穿行在大山中,时而在云南境内,时而在贵州境内,时而跃上云贵高原的险峰,时而盘旋于黄泥河峡谷。汽车随着道路不断起伏,不断拐弯,把车中的人颠上簸下,搞得乘客们疲惫不堪。姜雄华却很兴奋,他身体素来强健,随着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他的情绪更加兴奋。这些年他去过不少工地,前期工作中为了建水电站都必须修好公路。水电工程局的人介绍,从罗平县城到黄牛角原来是没有公路的,这路也是为了建水电站而修的。

    为了此行,姜雄华做了许多准备,从各方了解到许多情况。

    基建司的董副司长四十多岁,一个老水电,刚从基层调到部里任职,之前有二十年的时间都在水电工地上,用他自己的话说,钻了半辈子山沟,对水电基建熟悉得很。他对姜雄华说,大陆新政权成立后,选择了苏联模式,经济发展也采用了计划经济的路子。严格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政策,电力部门的利润全部上交,建设资金由国家安排。每个大型水电工程的兴建,国家立项后,由财政拨款,由国营的水电工程局建设,建好后再移交给国家的电力管理部门,再由国营的水电厂负责生产运行,所得收益全部上缴国家。

    那时的企业,长期处于这种封闭状态下的“自营制”方式下,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项目管理概念,竞争意识淡薄、管理水平低下、生产技术落后。在***年代形成的粗放管理模式,搞三边工程,这就是业内人士都晓得的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董建设说,他在葛洲坝电站工地干过,葛洲坝工程的研讨和准备工作很早就开始了,兴建则是在中,动工没多久,就停下来修改方案,又花了两年时间。这其中有不少时间是耗费在粗放的建设模式上,包括各行当间的扯皮上。

    姜雄华向董副司长讨教“黄牛角”名字的来源,董副司长说,好几十年前的事了,有不同的说法。

    一说这个地方山高谷深,河面窄、滩口多,江水湍急,滩口的跌水发出“轰、轰、轰”的巨响,声音沉闷,像黄牛的吼声,当地老乡称之为黄牛滩。

    另一种说法为多数人认同,即当年勘测人员的说法。二三十年前,水电勘测设计院的勘测人员来到这云贵高原的深山老林中,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水电工程选址。地方太小,四周人迹罕至,地图上没有名称,刚好有个过路的老乡经过。他们问:

    “老乡,这地方叫啥名字?”

    “黄牛角”老乡回答。

    “是大家都这样叫吗?为啥叫黄牛角?”勘测人员继续问。

    “反正当我们地人都这样叫。为啥子嘛,你们看。”说到这里,老乡用手指着上游一处滩口,“你们看那伸入江边的石头,像黄牛角的样子,祖祖辈辈的人就这样叫。”

    勘测人员仔细看那延伸到江边的岩石,还真有点像牛的犄角。后来勘测人员就据此名称,标入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