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 权利与否(1/2)
安东尼对这种类似罢工的“撤走”没有感到吃惊，在国外是经常遇到的，在砻滩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他也没有感到有多大压力，在国外工会组织会代表工人跟资方谈判，解决问题。而在中国，工会和业主比外商更急于把罢工摆平，所以安东尼回答姜雄华的话，看似客气，其实是很强硬的。
离开安东尼的办公室，姜雄华去找宋积良。他一边走，一边想起一年前的事。
一年前，在一次协调会上，祝淡泊说他们施工局准备处分宋积良，说宋积良是害群之马。祝淡泊说得振振有词，我们只处理极个别的，像方正和袁周，我们以观后效，先处分宋积良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祝淡泊的意见得到林援朝的支持，说两次罢工都是宋在挑头，不处理，队伍难带。林援朝很干脆：“对！我赞成祝书记的意见。就是要杀鸡给猴看，不然的话，跟老子哪个都想闹就闹，还得了。”
姜雄华当即就表示反对：“老祝，我记得第一次罢工时，你不是还支持他们吗？为啥现在还要处理别人？这是啥子逻辑？”
“没逻辑，我只看对工作有利无利。第一次宋积良他们针对外商，我当然支持。第二次，宋积良他们针对我们，我能支持他吗？再这样下去，还不晓得有没有第三次，第……这可是国家的大工程啊！”祝淡泊收住了话，目光扫过会场，让大家感受那分量。
姜雄华心头很不高兴，这人咋个过河拆桥啊！不是当初都说好的嘛。尽管心头不高兴，还是平静地说：“宋积良本人咋样，先放一边，当初联席会上，大家都是同意不搞秋后算账的。会议还有记录嘛，咋个能说话不算数？以后还有员工敢信任我们吗？没人信任，这队伍又咋个带？”
最后一句话是批评林援朝的，林援朝没有说话。可让姜雄华没想到的是，皇甫深这时说话了，支持处分宋积良。他说：“宋积良的作法危害很大。我们现在是在跟外商合作，在座的都是领导，我就关起门说话，哪说哪了。跟外商合作，说白了，就是有求于外方，不能得罪外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我们资金不够，技术不行，设备不行呢？这种特殊阶段，犯不着为小事得罪外商。我们一些员工，包括一些干部，说啥洋人住着小洋楼，挣我们的钱，还让我们受气等等。这都是糊涂认识，都是目光短浅。现在国家都在韬光养晦，这是大战略层面上的事，更不用说我们一个工程了。等我们强大了，再跟外方叫板不迟。这些年，我跟外商打交道多一些，我觉得外商也是通情达理的，尤其是讲诚信，比我们国内厂家强多了。上次我和林经理去跟外商谈劳务价格时，虽说是据理力争，其实也是外商理解我们，作了让步嘛。对不对，林经理？”
林援朝立刻点头：“对头，对头。皇甫副总说得没错。”
皇甫深接着说：“我们的大目标是跟外商搞好合作，建好砻滩电站。这是大局，其他都是小事，不能让它干扰大局。而宋积良这种年青人，性格冲动，不在我们掌控之中，今后仍有可能妨碍跟外商的合作，影响大局。所以，我同意处分他。对方正和袁周两个人，我认为也应该给予警告。”
祝淡泊心头一喜，这皇甫深过去都是跟姜雄华一个鼻孔出气的，今天居然各唱各的调了。还说得一大套一大套的，还都是战略高度啥的，跟老子，比我还行，这多读两年书就是不一样。马上说：“我完全同意皇甫副总的意见，我们必须着眼于大局，顾全大局。”
姜雄华对皇甫深这一大套话倒不奇怪，换一个人也能说出来，他奇怪的是为啥皇甫深要支持处分宋积良？要一边倒向外商？想到这里，他说，罢工一事，外商也作了让步，改正了一些做法。说明罢工大体是合理的，既然大体合理，宋积良又有啥大不了的错，需要处理？最后他对主持会议的董建设说：
“董总，我坚决反对处分宋积良，如果大家一定要处分他，我保留意见。另外，我还强调一下，不搞秋后算账，当初是作为承诺条件之一，公开宣布的。如果工人责问，你们咋个回答？”
由于姜雄华的坚决反对，另外的几个与会者也表示赞同。董建设当即说：此事暂缓。那时我不在现场，需先征求王局长的意见。
会后，皇甫深质问姜雄华：宪法中没有规定工人有罢工这项权利，你总袒护他们是不对的，弄不好是要犯错误的！对他们太客气，他们还会跟你找事的。
姜雄华并不同意皇甫深的意见。在他处理第一次罢工事件时，他在第一时间给曲英霞去了电话，请教这方面的法律问题。曲英霞回答：宪法历史上曾经规定过公民有罢工这项权利，现行宪法中已经取消，但也没有规定罢工为非法。按“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法律精神，不能算违法。刚颁布的《工会法》规定，企业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会同企业行政方面或者有关方面，协商解决职工提出的可以解决的合理的要求，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曲英霞在电话里提醒他：这个法律条文回避了“罢工”这个词，只提“停工、怠工”，实质上就是一回事。那你就当成“停工”来处理，《工会法》这条款，是处理这类事件的法律依据，重点是在处理时要“协商解决”。千万不要采取过激办法，把事情闹大了，弄不好你就会成替罪羊。所以，他在处理罢工时坚持协商的立场。因为在姜雄华内心深处，他认为工人的诉求也是一种合理的利益关切，不能认为是一种无理取闹，当然这种方式未必妥当。
现在面对皇甫深的质问，姜雄华回答：宪法没有规定“有”，但也没有规定“无”，那我们就把它当作“停工”来对待，有何不可？
“老同学，不管是叫‘罢工’，还是叫‘停工’，这种思想和行为都是极其错误的。对为首的必须处理。我们都是党的干部，必须站在组织的立场上。”
离开安东尼的办公室，姜雄华去找宋积良。他一边走，一边想起一年前的事。
一年前，在一次协调会上，祝淡泊说他们施工局准备处分宋积良，说宋积良是害群之马。祝淡泊说得振振有词，我们只处理极个别的，像方正和袁周，我们以观后效，先处分宋积良能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祝淡泊的意见得到林援朝的支持，说两次罢工都是宋在挑头，不处理，队伍难带。林援朝很干脆：“对！我赞成祝书记的意见。就是要杀鸡给猴看，不然的话，跟老子哪个都想闹就闹，还得了。”
姜雄华当即就表示反对：“老祝，我记得第一次罢工时，你不是还支持他们吗？为啥现在还要处理别人？这是啥子逻辑？”
“没逻辑，我只看对工作有利无利。第一次宋积良他们针对外商，我当然支持。第二次，宋积良他们针对我们，我能支持他吗？再这样下去，还不晓得有没有第三次，第……这可是国家的大工程啊！”祝淡泊收住了话，目光扫过会场，让大家感受那分量。
姜雄华心头很不高兴，这人咋个过河拆桥啊！不是当初都说好的嘛。尽管心头不高兴，还是平静地说：“宋积良本人咋样，先放一边，当初联席会上，大家都是同意不搞秋后算账的。会议还有记录嘛，咋个能说话不算数？以后还有员工敢信任我们吗？没人信任，这队伍又咋个带？”
最后一句话是批评林援朝的，林援朝没有说话。可让姜雄华没想到的是，皇甫深这时说话了，支持处分宋积良。他说：“宋积良的作法危害很大。我们现在是在跟外商合作，在座的都是领导，我就关起门说话，哪说哪了。跟外商合作，说白了，就是有求于外方，不能得罪外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我们资金不够，技术不行，设备不行呢？这种特殊阶段，犯不着为小事得罪外商。我们一些员工，包括一些干部，说啥洋人住着小洋楼，挣我们的钱，还让我们受气等等。这都是糊涂认识，都是目光短浅。现在国家都在韬光养晦，这是大战略层面上的事，更不用说我们一个工程了。等我们强大了，再跟外方叫板不迟。这些年，我跟外商打交道多一些，我觉得外商也是通情达理的，尤其是讲诚信，比我们国内厂家强多了。上次我和林经理去跟外商谈劳务价格时，虽说是据理力争，其实也是外商理解我们，作了让步嘛。对不对，林经理？”
林援朝立刻点头：“对头，对头。皇甫副总说得没错。”
皇甫深接着说：“我们的大目标是跟外商搞好合作，建好砻滩电站。这是大局，其他都是小事，不能让它干扰大局。而宋积良这种年青人，性格冲动，不在我们掌控之中，今后仍有可能妨碍跟外商的合作，影响大局。所以，我同意处分他。对方正和袁周两个人，我认为也应该给予警告。”
祝淡泊心头一喜，这皇甫深过去都是跟姜雄华一个鼻孔出气的，今天居然各唱各的调了。还说得一大套一大套的，还都是战略高度啥的，跟老子，比我还行，这多读两年书就是不一样。马上说：“我完全同意皇甫副总的意见，我们必须着眼于大局，顾全大局。”
姜雄华对皇甫深这一大套话倒不奇怪，换一个人也能说出来，他奇怪的是为啥皇甫深要支持处分宋积良？要一边倒向外商？想到这里，他说，罢工一事，外商也作了让步，改正了一些做法。说明罢工大体是合理的，既然大体合理，宋积良又有啥大不了的错，需要处理？最后他对主持会议的董建设说：
“董总，我坚决反对处分宋积良，如果大家一定要处分他，我保留意见。另外，我还强调一下，不搞秋后算账，当初是作为承诺条件之一，公开宣布的。如果工人责问，你们咋个回答？”
由于姜雄华的坚决反对，另外的几个与会者也表示赞同。董建设当即说：此事暂缓。那时我不在现场，需先征求王局长的意见。
会后，皇甫深质问姜雄华：宪法中没有规定工人有罢工这项权利，你总袒护他们是不对的，弄不好是要犯错误的！对他们太客气，他们还会跟你找事的。
姜雄华并不同意皇甫深的意见。在他处理第一次罢工事件时，他在第一时间给曲英霞去了电话，请教这方面的法律问题。曲英霞回答：宪法历史上曾经规定过公民有罢工这项权利，现行宪法中已经取消，但也没有规定罢工为非法。按“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法律精神，不能算违法。刚颁布的《工会法》规定，企业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会同企业行政方面或者有关方面，协商解决职工提出的可以解决的合理的要求，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曲英霞在电话里提醒他：这个法律条文回避了“罢工”这个词，只提“停工、怠工”，实质上就是一回事。那你就当成“停工”来处理，《工会法》这条款，是处理这类事件的法律依据，重点是在处理时要“协商解决”。千万不要采取过激办法，把事情闹大了，弄不好你就会成替罪羊。所以，他在处理罢工时坚持协商的立场。因为在姜雄华内心深处，他认为工人的诉求也是一种合理的利益关切，不能认为是一种无理取闹，当然这种方式未必妥当。
现在面对皇甫深的质问，姜雄华回答：宪法没有规定“有”，但也没有规定“无”，那我们就把它当作“停工”来对待，有何不可？
“老同学，不管是叫‘罢工’，还是叫‘停工’，这种思想和行为都是极其错误的。对为首的必须处理。我们都是党的干部，必须站在组织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