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唐时,儒学都只停留在“治世”的层面,即便有董仲舒搞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也只是空中楼阁,地位还是一种“经世之术”。

    相较之下,佛老,尤其是佛学,主谈“治心”,深究人之根本。到唐时,佛学的兴盛,使得儒士纷纷反弹,开始为儒学寻找治心之路。韩愈创立道统论与佛统相抗,再立人性论,杨雄谈人性善恶,都是从孔孟和荀子等儒家先贤中追寻治心之学的根本。

    到了宋时,尤其是仁宗朝期间,天下太平,赵氏又以科举网罗天下英才,儒家经典广及民间,此时儒士终于有了雄厚的人才和学术基础,开始冲击治心之路。欧阳修言“今世之言性者多矣”,“世之学者多言性”,就是儒学开始转入治心阶段的标志。

    此时儒士谈性,当然不会满足于追问性之表象,也就是性善还是性恶,而是追问性之根本,而性之归属,即命的问题也摆上桌面。要追问性,又要从性的外在,也就是道德入手,于是宋儒论“性命道德”的形势就形成了。

    王彦中提到了王安石,为什么王安石被誉为“享负天下盛名三十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王安石在《淮南杂说》中,将性命道德这个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拓展了。

    广度上,王安石将三代之治引为道德的完美体现,可以让儒士借三代之治究问性命道德。深度上,王安石又抛开现实古今的表象,将性命道德提升到形而上的思辨层次,这又让儒士拥有了可以与佛老抗衡的思辨空间。

    接着王彦中就批判说,王安石虽搭起了究问性命道德的大舞台,却将佛老之思引了进来,不是正道。

    这就又要说说“道”了,“道”这概念无边无际,而在“性命道德”这个范畴里,却是有边界的。那就是正世之道,性命能与德相合之道,是人道。

    王安石的新学与其他人,包括司马光和二程等等的“旧党”,学术上的主要分歧就在于“道”。新学认为,道源于三代,之后便不再合一,而是散于佛老儒等各途之间。因此新学要“一道德”,重新统合道统。

    但旧党都认为,道统从未断绝,而是一直在儒家自己身上。由三代而下,孔孟等诸贤一路传了下来,佛老怎能入儒家道统呢?一道德是需要的,但要作的是厘清道统,而不是引佛老进来,搞三教合一。引了佛老之道,那儒家所论性命道德的道,就不是儒家所要的道,成了魏晋之间的空谈玄学。

    听到这,王冲对王安石的认识又深了一层,就这点来说,王冲反倒开始敬佩起王安石来,他本心也觉得,思想就该包容兼蓄,好的就用嘛。

    不过旧党的批判似乎也有道理,如果将这个道与佛老之道混在一起,那动不动就要谈天地大道,很容易陷入空谈,须知佛老的人道都是就是数易,为父更不懂。华阳县里,另有人通易,你可以他为师。”

    王冲问那是谁,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正是你县学上官,顾丰顾鸣裕。”

    顾八尺……没想到还是个易学大家。

    【1:王阳明的心学虽然是用“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来概括,可内在却很深奥,后世的解读五花八门,很多都偏离了本意。主角就是个学计算机的,别指望他能完全正确解读,当然,歪曲也是因应这本书的主题,自有用处,精于心学的朋友别责难匪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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