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文明对抗，先用文的手段获得对方的大部分人认同，再兴兵便轻易可灭。两个文明由此合一，形成新的文明，这就是天下的扩张。所以与匈奴对立的时候，汉朝也会让他们内迁同化，慢慢成为自己人。改变了力量对比，再一举而灭。宋之亡于蒙古，文的作用失去了，蒙古纯暴力的奴役宋朝人员，依然可以获得认同，全靠武力将其灭亡。用武的手段可灭宋，但不能继承文明。整个政权投海的时候，延续下来的汉文明已经烟消云散。后面汉人对于文明复兴的执拗，只是灵魂深处的祖先在呼唤。
汉文明以文而兴，以武而亡，后来对文化的下意识排斥，也是族群的文明记忆。
司马光拱手：“相公所言，上古之世也，天下大治，圣人相继。礼失而乐崩，道失而德散，治世难寻。敢问相公，以仁义治国，可寻天下之德乎？”
“可寻也。道失，天下崩而为国，德分为仁义散于天地之间。何谓也？道成以人之群聚，德立以民之来归，天下之民皆知己为天下之民也。有如人之初生，由蒙昧生智慧，知己为人之时也。《易》之‘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此其谓欤？天下未崩，德未失，人但知己为周人，知周天子而不知其君。天下崩，道亡德失，人不知己为周人，但知为秦人，为楚人，为晋人、为齐人、为燕人耳，但知其君不知周天子也。仁义何存？存之于礼也。夫子曰，礼失求诸野，知散于四方也。夫子必问礼，其问非如何行礼，问礼之仁义也。我等本仁义而治国，仁至义尽，德自生。以仁义之德合于道，天下立，圣人出焉。”
这个过程是说文明的死亡，周朝渐渐失去了治内国民的认同感，天下慢慢崩溃。天下是有认同感的国民所生产生活的地方，德就是国民对这个天下的认同感，文明消失，就是道亡德散。文明和野蛮仅跟政权的认同感即德有关，跟治下的人民是好是坏没有任何关系。
“朝廷何以仁义求道之德？仁，立制度也；义，施政也；德，教化也。以仁立朝廷之制度，以义行朝廷之政，则民心向朝廷，自慕教化。仁至义尽，民自教化，其德自生，德生而礼成，天下为一。仁义可求之，德可自至，是故知天下之德可寻也。”
这个过程说的是文明新生，一个政权建立，怎么来获得国民的认同感。没有认同感的政权国民没有向心力，政权没有凝聚力，有国家而无文明。当政权的制度和施政，获得了国民的认同，政权的制度和施政方法会被国民模仿，这就是教化。教化到了，整个天下国民的认同感非常地强，政权的凝聚力达到，德自生，形成了文明。
仁和义，即制度和施政是朝廷主动进行的，德即教化，是被动的。德教化于民间就是礼，礼是国民主动对政权制度和施政行为进行的模仿。三纲五常就是礼，是汉朝的百姓对汉朝政权巨大的认同感，主动去模仿了以孝治天下的汉朝政权来治家。
汉之后的朝代，跟汉朝的制度和施政不相同，三纲五常的礼就慢慢消散，汉文明已经走上了衰落期。天命已经无法获得天下之民的认同，必须别求认同。由韩愈和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再兴，对人的性情的探讨，就是想重获天下之民认同感，以仁义求道德，文明再起。
国民对政权的认同感，一个是来自于物质需求，显示在治国理论里就是查治乱。另一个是心理认同，显示在治国理论里就是性情之论的心理认同。正是从这个角度，徐平认识到他前世的美国，正在从查治乱的物质需求认同，努力进行心理认同，从国家变成文明。
道德仁义这是治国理论，后来变成人的仁义道德，是说明文明已经死亡，只留下了记忆的碎片。这一套只能要求于政权，你不是汉朝，硬在国民推三纲五常求不来德，政权变不成文明。强推让天下的百姓都按一个办法做事，是硬去求德，不行教化叫作暴。秦朝是这个例子，无德硬逼不来，很快亡天下。所以说被称暴秦，并不是祖先岐视这个朝代，只是客观的描述。暴只是说秦朝做事的方法，无损这个朝代留给子孙留下的功德。
作风粗暴，就是秦朝留给后人的德，就是秦朝散在民间的礼，徐平前世见到了无数的例子。这个朝代并不是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化给后人，只是忘了是他们所遗留罢了。
文明没有喜怒哀乐，没有人品高低，站在这个高度上只有功和德。秦始皇永远是那个为汉文明奠基，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伟人，只是他的德消散了，他的大功还在。
那一天徐平看见了那个躺在血泊中的巨人，他找到了祖先的功德，他看见了周天下的兴起衰亡，他看见了汉文明的强盛衰落。
今天，徐平站在文德殿里，就是要在政权中一道德。之后施仁义之政，为这个政权求天下之德。德至，文明新生，天下立，圣人出。
徐平已经超出了自己个人，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欲有求，但是涉及到政治，他没有任何个人立场。徐正如果犯了死罪，他一样会杀，同时尽自己作为儿子的责任，哪怕这个责任是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怕这一点，远离政治，不做官就是了。
徐平已经与天下融为一体，胸怀天下。立制度，施仁政，仁至义尽，文成武德。他已经找到了前世记忆中文明碎片残存的含义，这就是政权蜕变成文明的过程。
用利益联结在一起的，叫犯罪集团。用血统联结在一起的，叫部落。都不足以称之为文明。只有用神权和天命获得了认同感，才可以称之为文明。天命离去，神权不存，要想再立新的文明，只能从政权治下的每一个百姓之中求来。
汉文明以文而兴，以武而亡，后来对文化的下意识排斥，也是族群的文明记忆。
司马光拱手：“相公所言，上古之世也，天下大治，圣人相继。礼失而乐崩，道失而德散，治世难寻。敢问相公，以仁义治国，可寻天下之德乎？”
“可寻也。道失，天下崩而为国，德分为仁义散于天地之间。何谓也？道成以人之群聚，德立以民之来归，天下之民皆知己为天下之民也。有如人之初生，由蒙昧生智慧，知己为人之时也。《易》之‘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此其谓欤？天下未崩，德未失，人但知己为周人，知周天子而不知其君。天下崩，道亡德失，人不知己为周人，但知为秦人，为楚人，为晋人、为齐人、为燕人耳，但知其君不知周天子也。仁义何存？存之于礼也。夫子曰，礼失求诸野，知散于四方也。夫子必问礼，其问非如何行礼，问礼之仁义也。我等本仁义而治国，仁至义尽，德自生。以仁义之德合于道，天下立，圣人出焉。”
这个过程是说文明的死亡，周朝渐渐失去了治内国民的认同感，天下慢慢崩溃。天下是有认同感的国民所生产生活的地方，德就是国民对这个天下的认同感，文明消失，就是道亡德散。文明和野蛮仅跟政权的认同感即德有关，跟治下的人民是好是坏没有任何关系。
“朝廷何以仁义求道之德？仁，立制度也；义，施政也；德，教化也。以仁立朝廷之制度，以义行朝廷之政，则民心向朝廷，自慕教化。仁至义尽，民自教化，其德自生，德生而礼成，天下为一。仁义可求之，德可自至，是故知天下之德可寻也。”
这个过程说的是文明新生，一个政权建立，怎么来获得国民的认同感。没有认同感的政权国民没有向心力，政权没有凝聚力，有国家而无文明。当政权的制度和施政，获得了国民的认同，政权的制度和施政方法会被国民模仿，这就是教化。教化到了，整个天下国民的认同感非常地强，政权的凝聚力达到，德自生，形成了文明。
仁和义，即制度和施政是朝廷主动进行的，德即教化，是被动的。德教化于民间就是礼，礼是国民主动对政权制度和施政行为进行的模仿。三纲五常就是礼，是汉朝的百姓对汉朝政权巨大的认同感，主动去模仿了以孝治天下的汉朝政权来治家。
汉之后的朝代，跟汉朝的制度和施政不相同，三纲五常的礼就慢慢消散，汉文明已经走上了衰落期。天命已经无法获得天下之民的认同，必须别求认同。由韩愈和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再兴，对人的性情的探讨，就是想重获天下之民认同感，以仁义求道德，文明再起。
国民对政权的认同感，一个是来自于物质需求，显示在治国理论里就是查治乱。另一个是心理认同，显示在治国理论里就是性情之论的心理认同。正是从这个角度，徐平认识到他前世的美国，正在从查治乱的物质需求认同，努力进行心理认同，从国家变成文明。
道德仁义这是治国理论，后来变成人的仁义道德，是说明文明已经死亡，只留下了记忆的碎片。这一套只能要求于政权，你不是汉朝，硬在国民推三纲五常求不来德，政权变不成文明。强推让天下的百姓都按一个办法做事，是硬去求德，不行教化叫作暴。秦朝是这个例子，无德硬逼不来，很快亡天下。所以说被称暴秦，并不是祖先岐视这个朝代，只是客观的描述。暴只是说秦朝做事的方法，无损这个朝代留给子孙留下的功德。
作风粗暴，就是秦朝留给后人的德，就是秦朝散在民间的礼，徐平前世见到了无数的例子。这个朝代并不是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化给后人，只是忘了是他们所遗留罢了。
文明没有喜怒哀乐，没有人品高低，站在这个高度上只有功和德。秦始皇永远是那个为汉文明奠基，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伟人，只是他的德消散了，他的大功还在。
那一天徐平看见了那个躺在血泊中的巨人，他找到了祖先的功德，他看见了周天下的兴起衰亡，他看见了汉文明的强盛衰落。
今天，徐平站在文德殿里，就是要在政权中一道德。之后施仁义之政，为这个政权求天下之德。德至，文明新生，天下立，圣人出。
徐平已经超出了自己个人，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欲有求，但是涉及到政治，他没有任何个人立场。徐正如果犯了死罪，他一样会杀，同时尽自己作为儿子的责任，哪怕这个责任是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怕这一点，远离政治，不做官就是了。
徐平已经与天下融为一体，胸怀天下。立制度，施仁政，仁至义尽，文成武德。他已经找到了前世记忆中文明碎片残存的含义，这就是政权蜕变成文明的过程。
用利益联结在一起的，叫犯罪集团。用血统联结在一起的，叫部落。都不足以称之为文明。只有用神权和天命获得了认同感，才可以称之为文明。天命离去，神权不存，要想再立新的文明，只能从政权治下的每一个百姓之中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