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喝一会,一直不说话的吴充道:“相公西北大胜,重整禁军,总觉得是要天下休养生息的时候,却又一下国政大变。相公正当青春,是否求治过于急切了?”

    欧阳修道:“西北灭党项,败契丹,有此功,相公还有什么功可求?如此做,必然是真有大事,我等思之不及罢了。”

    吴充不说话,蔡襄举杯一饮而尽,把杯按在桌上道:“相公所言,太过庞杂,一时也能以理得通透。我就不明白一点,相公言欲抑势力之家对小民的侵夺,要在天下均田方税之余,还要凭田土出徭役,不出人则出钱。又要官把城镇之间的场务、酒楼、邸店,凡令人指射的一切卖出,只留官派吏直管的。还优先卖给乡间大户,太过麻烦。如今三司钱粮广有,有银行在那里,把官营之业全部卖出又如何?盐铁非善政,不得已而行之。”

    欧阳修道:“相公自有道理,我们官位低微,或有不知情之处。”

    蔡襄脾气最倔,一听欧阳修的话,眉毛一扬:“有何不知情处?逐匈奴,行盐铁,汉武帝之政。徐相公灭党项,又有李相公去西北经理西域,无非是要效武帝故事罢了!”

    吴育咳嗽一声:“君谟,相公一再言,君子当论迹不论心,以君子为北辰行之,你又行诛心之论了!朝廷如此做,相公自有深意。朝廷为政,势力之家和平苦之民为两端,现如今乡间小民艰难,故行此政纾缓民力。城镇里面,朝廷管得严,抑势力之家太过,产业凡有尺寸之利,必收于官。紧处当松,松处当紧,朝廷从容处置之。”

    蔡襄嘴角一撇:“何处为紧?何处为松?说得过于玄了!若真是为小民着想,何不把天下之物一没于官,天下之田一没于官!有场务,有营田务,自经营之。怕势力人家借田土和场务盘剥小民,收入朝廷,朝廷总会怜民爱民!”

    吴育道:“此话我还真问过,你猜一猜相公是怎么答的?”

    蔡襄道:“这何用猜?无非全没入朝廷,朝廷管之不及而已。若要管,必要新召无数官吏,冗官冗吏如何平?相公虽有大功于国家,终是人也,何必身背此怨!”

    吴育笑道:“是以说,君谟,你不去究事情如何,不肯用脑,只是猜人,如何能知事情端的?徐相公曾言,本朝宰相,功以赵忠献相公为首,德以王文正相公为第一。忠献相公佐命之功无人可及,文正相公以‘怨归于己,恩归于上’居相十数年。徐相公对宰相治政第一条,就是文正相公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相公何许人?出西北统军,其余大臣三辞四推,相公慨然赴任。灭党项,败契丹,编练陇右之军。朝廷要调,相公把手下最得力之将、最强之军拨付出来。军功如此,说除军权,相公立即上马回京。”

    说到这里,吴育摇摇头:“君谟,你要改!徐相公当政,再是如此随口评论,只怕不会一笑置之。相公此人,对官员合不合职任极是较真,你这样是犯了谏官的大忌!”

    吴育和蔡襄都是福建路莆城人,关系不比旁人,这是真地在劝他。

    蔡襄知道自己说得过了,不再说话,只是喝酒。

    欧阳修瞪了蔡襄一眼,问吴育:“君谟说把天下之物收为官有,又有何不可?”

    “天下有余物,官以租赋收之,以官营之场务夺之。此物尚余也,入势力之家。官收此物为何?官员俸禄、养军之费之外,当治生产,使世间钱粮越来越多。治生产,自然于天下有好处。只是场务必有余利,此余利用全用于治生产,非不想也,势不能也。三司再大,岂能天下之钱一一全管?此必托之于下。托之于下,必有贪渎之吏上下其手,年深日久越贪越多。是故,把天下之物没于官,非抑势力之家取平苦之民余物法也,是纳势力人家于朝廷内也。此等人得利,朝廷当怨,日久必生乱。”

    在生产力达不到的情况下,强行把天下公有,不是消灭剥削,而是把剥削者收入了政权内部。初期是政权这个交集撑大,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两个集合几乎全部纳入,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跟早期的剥削社会生出阶级一样,在交集里仍然会分出阶级。最终的结果不是消灭了剥削,而是改成了在政权内剥削,换另一种方法进行斗争罢了。这个时候的政权,承受被剥削者的全部怨气,相当于剥削者的背锅侠,还怎么维持?

    以为如此做从此跳出了治乱循环,实际上治乱循环只是换了一个面目罢了。

    为什么封建时代的欧洲没有治乱循环?这没什么好解释的,中国家天下的封建时代同样没有治乱循环。发展不到那样的水平,矛盾在各家解决了,很难形成波及天下的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