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病了,但我特别高兴。

    前天早晨我蹲在范小离的家门口,一点点把墙上的青苔与霉斑铲掉,像一只撅腚拱在食槽前的猪。小离她妈照常出门跳舞,嫌我挡了道,一迈腿就从我身上跨过去。

    刷墙的活儿不算累,但这漆味儿呛得人嗓子疼。刷完新漆之后,我回到家里,被镜子里那张二十六岁的脸吓了一跳,两颊毫无生气地瘪着,眼珠微微犯浑,面色焦如枯草,憔悴不堪。

    这场病来势凶猛,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烧到四十度,喉咙口始终有一把火,害我声带暂损,发不出一个字。

    但我特别高兴。

    那天我错怪了老袁,那通脾气发得不应该。我说过老袁曾是国营单位的小组长,虽是芝麻大小的一个官,但一点不妨碍他谙熟于国人在圆桌上的那一套。他无所事事就闲听八卦,听我们小区的门卫说起隔壁小区的门卫马上要回老家,看门的工作暂没人顶上,于是他翻箱倒柜找出了我私藏的钱,托了门卫,请隔壁小区的物业一起下了顿馆子。

    酒过三巡,耳酣面热,最后来人爽快拍板,我爸顺利得到了那份工作——还挺轻松,倒班看大门、收停车费,一个月能挣1450块钱。我本担心他的身子受不住,但他牛脾气又来,作出要掀桌子的架势,非去不可。

    印象里老袁在家歇养了靠十年,而这十年里我就没病过,不是不病,是不敢病。一个人的强大与软弱如舌依着齿、筋连着骨,面对那些常被人称之为逆境的日子,我奋力求生,全身的骨头都倔强起来,可一点点幸福就把我击倒了。

    虽然我丢了赖以养家的饭碗,虽然这一千来块钱抵不上每月万把块的医药费支出,但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病了,好像终于有个声音在脑海里对我说:你可以歇一歇了,可以适当地自怜自艾、有病呻吟了。

    我确定了我不是孤愤的狗、不是石头缝里的草、不是被摄去魂魄的肉身,我家的老东西还是很疼我的。

    他想替我担一把。

    第一天老袁与我分着吃了那三两蟹黄汤包;第二天他亲自下厨为我熬了一锅糖粥;第三天他扛回家一麻袋梨子,足足五斤,说是给我润喉。

    蟹黄汤包被黎翘摔出车外,早就皮破汁流糊作一团;糖粥依然炖得屎烂,光看卖相难以下咽;卖梨的小贩坑老袁老迈又迟缓,五斤梨子烂了近三分之一。

    但我特别高兴。

    我把脸埋进热烘烘的被窝里,无比愧疚又踏实地安慰自己:待再懒个两三天,我就把春风引进门,再次顽强地出苗。

    没想到在床上躺到第三天,吉良给我打来了电话。

    还是上回那句话,黎翘要见我。

    我敏感地意识到,事情好像有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