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郡的人口最盛时约有七十万,经过这几年的战乱,到去年底,审配上计京都时,报上去的人口只有六十万上下了,也就是说,短短几年中,损失了十万人口,当然,这十万人口并非都是死在了乱中,也有不少是成了流民,但不管怎么说,只从劳动力这一块儿来讲,魏郡可谓是甚伤元气了,不过对举孝廉而言,暂时来说却是影响不大,因为依汉之规制,郡国有二十万人口每年可举孝廉一人,七十万人口是可举孝廉三人,六十万人口还是举孝廉三人。

    六十万人口,三个孝廉,看起来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大,其实不然。

    首先,这六十万人口里读过经书的人不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人最多也就是在小时候上过乡学,识点字,再好一点的,至多也就是读过《孝经》这样的启蒙读本,对《春秋》之类的高一等的经书却是一窍不通。

    举孝廉不是举荐上去就行的,也是需要经过考试的,如果举上去的孝廉考试不过关,不但他本人会被打回来,而且连举主也可能会受到牵累,所以,这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人首先就被排除在了孝廉的人选之外。

    其次,那些读过经书的士子、寒士,有的名声很不好,孝廉、孝廉,既孝且廉,这才叫孝廉,汉以孝治天下,一个品德太不好的士子,即使再有人请托,对荀贞这样“有志於天下”、“爱惜羽毛”的人来说,他也是不可能将之举荐的。

    再次,有的士子、寒士名声不错,可要么死读书,要么“学艺不精”,对这类人,荀贞也是不可能举荐的。

    七折八扣地算下来,有资格被举为孝廉的士子、寒士就不多了,再把荀贞的那两个标准加上去,人选就更少了,从四月到五月,多半个月的时间里,荀贞也只选出了两人而已。

    步入五月,已算是到了夏收时节。

    孝廉虽还没有选够,但现在也只能暂且放下,荀贞把工作的重心全部转移到了夏收的事宜上。

    如果说去年的夏收是为了“救命”,当时府库空虚、民无口食,就指着夏收的那点粮食来渡过难关的话,那么今年的夏收更多的是为了“检验成果、总结经验”。

    何为“检验成果、总结经验”?

    荀贞此前没有搞过农业,不太懂这一行,而将来天下乱后,农业显然是重中之重,春秋之前的制度是奴隶贵族制,包括战争在内,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着贵族进行,国之大事是“唯祀与戎”,战国之后,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农人转而成为国家的主体,战争也从贵族战争转换成为了全民战争,国家的大事就是“唯耕与战”了,没有强大的农业为基础,就根本支撑不起高强度的战争,因而,荀贞自上任魏郡太守以来就对农业极其重视。

    经过去年、今年这一年多的农业实践,不管是对农田还是对屯田,在荀攸、尚正、王淙、江禽、原盼等人的出谋划策、集思广益下,荀贞自觉都有了一定经验,现在他觉得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了,想把这套经验转成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不一定是成熟的,也不一定还是要用在魏郡,但只要有了这个制度在手,那么等将来需要时就可以拿出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日后,所以他对此高度重视,亲自牵头,组织手下的班底总结、制定。

    要制定的制度有两个,一个是农田,一个是屯田。

    相比农田的耕种、收获,荀贞更重视屯田。

    原因很简单,各县的耕种、麦收是一个正常的农事生产,郡府县寺里边的吏员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很多,荀贞就算不了解也没有关系,日后如果他能成为一方诸侯,有大把的人手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而屯田就不一样了,屯田是非常态的,通常来说,屯田在边地用的较多,在内郡用的很少,内郡的吏员们在这方面、主要是在组织管理上几乎都没有切实的经验。

    屯田和地方的耕田说起来都是种麦子、收麦子,看起来是相同的,可在组织形式上却是完全不同的,各县的麦种、麦收是由各县的农户分散完成的,而屯田则是由一个类似军事组织的农垦集团来完成的,试想一下,几千、几万、乃至几十万的青壮年聚集在一个地方种田,危险系数很高,一个弄不好,可能就会出乱子,所以在组织管理上必须有一个牢靠可行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