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国人的监视下,共有2000多名名妇女在西门子建造的棚屋里工作过,西门子二十多万雇员中,有十五万多人是集中营的在押犯,公司从这些犯人身上榨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G国战败后,如何处置这些在战争中迫害工人的资本家,在战后被热烈讨论。时任董事会主席的赫尔曼·西门子被逮捕,几名董事会成员选择了自杀,另外几个被流放到俄罗斯,在那里有人自杀了,还有人因为恶劣的环境死去。

    当时在在西门子城,苏联人将所有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拆卸掉了,占领了装有成品、半成品和原料的库房,所有在国外的工厂无一例外被没收,财产尽数充公。西门子在图纸、测量资料和检验资料以及设计规划上的损失更大,庞大的公司受到致命的打击。

    但是,经过一战洗礼培养出来的快速反应机制发挥了作用,战争结束的前夕,西门子将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人被装进煤炭气罐车里,被运往南边和西边的工厂。

    恩斯特-西门子、前主席卡尔的儿子被送到了N国,住进了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的别墅,这里成为西门子公司新的权力中心。

    西门子公司多年来同外国公司和官府客户之间的联系,非纳粹化运动对西门子的影响没有预想中的那么严重,3年后,被捕的董事会主席获释。

    当时DL国官府为了避免西门子公司的财产被苏联和其他战胜国的破坏瓜分,直接将国内的西门子公司给收归国有,直到现在DL国官府还在DL国国内的西门子公司占着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

    西门子靠着这些关系网迅速地实现了恢复生产,70年代,犹太工人为索赔和迫害过他们的企业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西门子支付了700万G国马克。尽管在法律和道义上并没有义务这样做,但西门子为了避免公开讨论,还是选择了赔偿,随后,他们还和其他企业一起设立了一项赔偿基金。这种积极的态度为他们争取了主动,避免了事态的扩大,西门子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过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地消退了。

    之前的西门子跟官府走得很近,在HX国的经营策略,同样是借助官府的的力量,西门子在HX国获得了大批有利可图的国家订单:如三峡水利工程、正在修建的金山市地铁2号线等大型工程。

    不过工程师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西门子内部,出现了消极的一面——

    革新者只有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下才会有所行动。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今社会,西门子产品比对手上市晚、卖的贵,冗杂的决策系统、繁多的业务、由于垄断滋生的惰性情绪,让西门子负重前行。

    冯必乐从1992年就任董事会主席后,八年时间里面花了170亿欧元一共吞并了一千多家公司。

    不过吃下这么多的公司,西门子在收购后的整合上却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背上了更加沉重的负担。

    同时,随着上市场自由化浪潮的袭来,国家主导采购不复存在,西门子在许多国家的邮政和电信企业中不再具有垄断的优势,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竞争,西门子股价跌落超过一半,企业处于被分割的边缘。

    此时的西门子但从1996年开始就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各个业务部门定期被审查,在世界市场上要么排名第一、第二,最多第三,否则这个部门就要等待“处理”。

    于是前年西门子决定从集成电路业务中退出,将上司公司爱普科斯和英飞凌的股票抛向市场,MI国泰科接手了这两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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