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说要把玉米贸易这件事一直瞒着潘顺德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毕竟潘顺德是香港人,而且他的饭馆也一直在进玉米,时间一长就会知道玉米的价格因为有国内方面的大量进口而降低了。

    但我们却并不是很担心这一点。

    一方面是因为到那时我们基本可以控制住市场了。

    要控制市场主要就是买方和卖方。

    对于国内的卖方当然不是问题,有杨先进的关系网在,还有我们手里军警撑着,国内的玉米咱们是想买哪里就买哪里。

    香港方面的买方就有点麻烦,主要是我们对香港这地方并不熟悉,唯一的关系也就杨先进的一个战友……确切的说还不是杨先进的战友,因为这个战友在抗美援朝时的战场上负过伤,这时随着年纪的增长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杨先进拜托这位战友的所有事,都是由这位战友的女儿代办的。

    但是杨先进对此却很有信心,按他的话说,就是:“这个问题不难解决,香港的玉米价格比国内高出五、六倍,也就是说这里头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这就使得我们更容易控制这些买家。比如,我们开出一个有足够诱惑力的价格,然后要求与他们签订几年的合同……”

    “唔!”闻言我不由点了点头。

    这的确是个好方法,如果我们卖的玉米价格便宜很多,而且质量成色又好,那香港方面的买家还会以为是我们不懂得香港的行情在贱卖呢。他们也巴不得签这种合作几年的合同。因为他们会担心我们跟着就要涨价了。

    然而这合同一签……我们实际上就已经把这买家给控制了。

    到时就算福祥公司或别的什么公司想插一脚或是打价格战。对不起,有合同在。

    另一方面,就算潘顺德知道有玉米贸易这事,但却不知道是先进公司在经营。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就是先进公司赖以生存的依靠,是先进公司与福祥公司斗的资本,也是先进公司最后的底牌。

    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潘顺德不知道这一点。就很容易掉下我们用先进公司为其设下的陷阱。

    看了郑嘉义递上来的计划书,再跟踪了这几天他在玉米贸易上的做为,我对生意方面上的事终于彻底放心了。

    当然,说是彻底放心也有些夸张,因为生意场上的这些事也跟战场一样,不到最后一刻谁也说不清楚最后鹿死谁手。

    但我却知道这时我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部队方面来了,公司上的“私事”已经影响部队够久了。

    我希望赵敬平和教导员也像我一样收回注意力,于是我就对赵敬平和教导员下了命令:“生意场上的事就关注到这里吧,部队明天就要出发去云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