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先生没有带他们回乡,陈福林的根基离绵州太近了,他们回去无异于自动入瓮。

    可他们一家的积蓄在京城便花的差不多了,庄先生接连遭受打击,悲愤之下路上就病了。

    那段艰难的日子别说庄大郎,就是庄先生都一生难忘,他一直觉得妻子之所以会早早病逝,和那段时间有很大的关系。

    显然,庄大郎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时候庄大郎才五岁多,庄先生病倒,一家三口连屋子都租不起,只能在破庙里暂时安顿下来。

    庄母便每天出去接洗衣服的活儿,赚来的钱既要维持一家三口的吃食,还要给庄先生买药。

    一家人熬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后,庄先生瘦得衣服都快要挂不住了,然后去给人做账房。

    日子渐渐好过起来,安稳了两年,庄先生又想着东山再起,便辞去了账房的工作。

    他当时已那样,想要继续考学或考官都很难,只能给为官的做幕僚,将来或许可由人推荐入仕,便是不入仕,能够洗刷身上的冤屈也行。

    平白受冤,要说庄先生心中不怨是不可能的。

    可他不沾官儿还好,一沾上官的事,他的运气似乎就很差,辗转做了两个官员的幕僚,到最后一个时,他甚至一手将人从县令扶到了司马的位置上,结果半途理念不和,他又被驱逐了。

    庄家的日子又难过起来。

    在庄大郎的记忆里,从他记事起到十四岁那年,他的生活一直不安稳,就算是他父亲给人做幕僚,似乎很受看重的那段时间,私底下他也一直被人排挤。

    尤其是他父亲的过往不知被谁宣扬出来之后。

    学里,父亲效忠的那位童大人的长子一直以睥睨的姿态看着他,根本不背人,直接当着他的面和同窗们说,“他父亲因品行不端被府学逐出,听说在京城时还抄袭了同窗的诗句,若不是有人推举,我父亲是万不会用这样的人的,但也不过是打打杂,给他们一碗饭吃罢了。”

    庄大郎并没有把这些事告诉父母,但没过半个月,庄先生还是知道了。

    他请辞后带着妻儿再次离开,也是那一次之后,庄先生不再想着给人做幕僚,而是带着妻儿回乡,开始接一些做先生的活儿。

    庄大郎回顾自己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他觉得除了幼年时期那不太明显的时间外,只有他父亲给人做账房的那两年他过得最安稳,也不失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