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起缓缓答道：“孙某早年专注于声光化电，对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知之甚少，甚至间或还能听到一些诋毁之辞，说要打倒孔老二、砸烂孔家店。后来到京师大学堂任教，才在叔祖父孙文正公（孙家鼐）教诲下尝试着读了一些《四书章句集注》、《十三经注疏》，然而拘囿于古文根柢太差，只能勉强看懂十之一二。仅凭这些粗浅的理解，孙某有几点粗浅的看法。
“首先，儒家经典可以学，但要有选择地学。儒家经典无论是《四书》还是《十三经》，虽然已经写定有两三千年的时间，但其间大部分观点论断即便放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意义，作为国民的修身根本完全没有问题。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些书中或多或少都一些过时的、乃至错误的东西，比如部分礼仪制度、井田制度、贱工轻商思想、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观点等等，就必须要加以剔除。若是像天方教之于《古兰经》、像基督教之于《圣经》一样奉为圭臬，不敢稍有逾越，恐怕未免刻舟求剑！
“其次，儒学是教化之教，但非宗教之教。蛰翁、皙子你们都通读过《十三经》，也都在前清参加过科举，平心而论，你们觉得儒学是宗教么？在过去两千年里，儒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学术思想和道德伦理，然后逐步进入政治范畴，影响法律、制度、选举等等。直到晚近唐宋元明以来受禅宗影响，才逐渐开始讲究道统、静坐、法门等等，但直至今日尚未完成宗教化。姑且儒学是否有灵魂救赎、前世往生的功效，单说现在的教义距离先师孔子本来的思想何啻千里万里？
“第三，孔教可以存在。但不宜定为国教。就我本人来说，对于孔夫子是非常景仰的，愿意遵守并积极践行他在《论语》中提出的一系列为人处世准则，也乐意在他画像前鞠躬行礼以示崇敬。同时我也知道推行孔孟之道对于咱们抵抗外国文化侵略、塑造民族文化特性、凝聚国家文化向心力等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却强烈反对把孔子定为国教，这不仅仅是妨碍信仰自由的问题。而且还会造成蒙藏新等边疆地区剧烈动荡！”
杨度点点头道：“日本之所以能定国家神道为国教，不仅因为神道教在全国各地拥有强大影响力，还在于他们国家民族结构相对单一、军队训练有素、民众对于天皇非常崇拜，故而不用担心有人趁机作乱。可咱们呢？民族成分复杂，地方割据依旧，革命党、北洋余部心怀鬼胎蠢蠢欲动。西藏、新疆各地反叛此起彼伏，外蒙已经处于半独立状态，日本又虎视眈眈。眼下平息纠纷尚且不暇，岂能自己挑起矛盾惹火烧身？”
汤寿潜却大不以为然：“皙子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纵览《二十四史》就能明白，推行儒教可以有效化解民族矛盾、消除军阀割据，虽然短时间或许有些动荡。但却是以小损而换大益、先有损而后受益！”
杨度反唇相讥道：“诚然史书中记载了很多以儒学教化天下、怀柔外夷的事例，可是古今国家实力悬殊，岂能放在一起相比？那时候我中华是天朝上国，信义著于四海，边荒蛮夷心怀景仰，对于中华文化闻风拜服，自然乐意接受儒学。而现在呢？自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来。我中华先后被英、法、俄、日、德等国蹂躏，赔款钜万，割地无数，外藩琉球、朝鲜、安南等地也被强占，边疆各省都心存观望。国家颓败如斯，儒学斯文扫地，还想用它来化育四方？蛰翁未免太过相信史书了吧！”
孙元起说道：“皙子有一点说到了点子上，那就是文化传播终究要以强大的国力作为保障。只有咱们国家强盛起来，儒学才能流播四海，各地民众翕然来学。若是咱们国家四分五裂或者覆亡。只怕儒学也会变成历史陈迹！所以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内平割据、外抗列强，维持国家完整稳定。我还是那句话，国家可以适当支持儒学发展，但绝不会把孔教定为国教！”
在接下的两个月里，孙元起会在处理完政务之后突然奔赴某地进行所谓的走访调研。北至塞上的外蒙陆军第一师、驻扎在口外的第四十七混成旅及蔡成勋的中央陆军第一师，南至湖南长沙拜访湘督谭延闿，东到苏北海州视察旱灾情况，西到兰州与甘督程子寅、青督徐树铮、新督杨增新等会晤商议组建外蒙陆军第二师备边事宜。至于太原周边的西安、延安、平阳等地更是常来常往。
总体来说，看到内阁总理突然大驾光临，除了年青士兵们能在惊愕拘谨之余很快放开顾忌畅所欲言外，无论是师旅长还是府道州县都战战兢兢，生怕出现什么纰漏，随时被总理身边膀大腰圆的警卫拖出去狗头铡伺候。甚至湘督谭延闿、新督杨增新两人都不例外，唯恐孙元起是亲自出面请他们去参加鸿门宴。然而绝多数时候，孙元起还是和颜悦色地与各地官员交谈寒暄，哪怕有什么错误也是点到为止，不为已甚。只有少数臭名昭著的贪官恶霸，孙元起才不假辞色严厉斥责，轻则免职命当地严肃查办，重则带回去交付司法部直接处理。
尽管各地官员最初对孙元起的突然袭击感到不知所措，心中反感厌烦可以想见，但随即发现孙元起视察是以奖励为主，随时可能给予各种优惠，比如对苏北旱灾增拨40万银元，迅速缓解了灾民的缺粮问题；蠲免延安府所属各府县两年田赋钱粮，用于各地植树种草防风固沙。大家心中转而又多了几分期待。尤其是经过中华广播的宣传后，全国民众反响异常强烈，很多府县的士绅居然联名给内阁发电，请求孙百熙亲临指导。
就在孙元起频繁四处走访的同时，甘、陕、晋、川、鄂、湘等六省十余万兵力已经陆续开赴徐州、兖州、归德一带准备进行军事演习，刘明昭、蒋百里、陈宧以及留学德国柏林军事学院归来的杨杰等人组成的司令部也从太原移师到山东济南，一方面方面搜罗山东地面的各种情报，一方面也可以就近观看各部演习情况。他们这一走，顿时使得太原府衙冷清许多。
就在孙元起筹划什么时候也搬回北京的时候，门房突然来报：“北洋王聘卿、曹仲珊来访！”
在穿越之前孙元起根本不知道王士珍是何方神圣，但在穿越之后，尤其是在稀里糊涂踏进政坛之后，却对王士珍的大名如雷贯耳：在清末政坛能不知道北洋系么？知道北洋系，能不知道那条声名遐迩的“北洋之龙”么？而且在清末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士珍比孙元起更位高权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元起在叔祖父孙家鼐的操作下刚刚署理湖北省提学使，而此时王士珍已经是北洋第六镇统制（类似于民国初年的师长）。
光绪三十二年孙元起还在提学使位置上苦苦煎熬的时候，人家王士珍已经是陆军部右侍郎。
等到光绪三十三年孙元起终于回到中枢担任学部左侍郎，王士珍已经以陆军部右侍郎衔外放江北提督，是堂堂正正的从一品大员。
不过王士珍很快就走了霉运，先是其生母去世，回家治丧三个月；不久光绪帝、西太后先后驾崩，袁世凯被勒令回原籍养病，王士珍也只好请假回家陪着袁世凯钓鱼。等到袁世凯东山再起出来组阁的时候，孙元起已经与王士珍并列为内阁大臣了。再过两三年，孙元起已经蹦到内阁总理，王士珍反而归隐成为一介平民。
“首先，儒家经典可以学，但要有选择地学。儒家经典无论是《四书》还是《十三经》，虽然已经写定有两三千年的时间，但其间大部分观点论断即便放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意义，作为国民的修身根本完全没有问题。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些书中或多或少都一些过时的、乃至错误的东西，比如部分礼仪制度、井田制度、贱工轻商思想、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观点等等，就必须要加以剔除。若是像天方教之于《古兰经》、像基督教之于《圣经》一样奉为圭臬，不敢稍有逾越，恐怕未免刻舟求剑！
“其次，儒学是教化之教，但非宗教之教。蛰翁、皙子你们都通读过《十三经》，也都在前清参加过科举，平心而论，你们觉得儒学是宗教么？在过去两千年里，儒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学术思想和道德伦理，然后逐步进入政治范畴，影响法律、制度、选举等等。直到晚近唐宋元明以来受禅宗影响，才逐渐开始讲究道统、静坐、法门等等，但直至今日尚未完成宗教化。姑且儒学是否有灵魂救赎、前世往生的功效，单说现在的教义距离先师孔子本来的思想何啻千里万里？
“第三，孔教可以存在。但不宜定为国教。就我本人来说，对于孔夫子是非常景仰的，愿意遵守并积极践行他在《论语》中提出的一系列为人处世准则，也乐意在他画像前鞠躬行礼以示崇敬。同时我也知道推行孔孟之道对于咱们抵抗外国文化侵略、塑造民族文化特性、凝聚国家文化向心力等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却强烈反对把孔子定为国教，这不仅仅是妨碍信仰自由的问题。而且还会造成蒙藏新等边疆地区剧烈动荡！”
杨度点点头道：“日本之所以能定国家神道为国教，不仅因为神道教在全国各地拥有强大影响力，还在于他们国家民族结构相对单一、军队训练有素、民众对于天皇非常崇拜，故而不用担心有人趁机作乱。可咱们呢？民族成分复杂，地方割据依旧，革命党、北洋余部心怀鬼胎蠢蠢欲动。西藏、新疆各地反叛此起彼伏，外蒙已经处于半独立状态，日本又虎视眈眈。眼下平息纠纷尚且不暇，岂能自己挑起矛盾惹火烧身？”
汤寿潜却大不以为然：“皙子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纵览《二十四史》就能明白，推行儒教可以有效化解民族矛盾、消除军阀割据，虽然短时间或许有些动荡。但却是以小损而换大益、先有损而后受益！”
杨度反唇相讥道：“诚然史书中记载了很多以儒学教化天下、怀柔外夷的事例，可是古今国家实力悬殊，岂能放在一起相比？那时候我中华是天朝上国，信义著于四海，边荒蛮夷心怀景仰，对于中华文化闻风拜服，自然乐意接受儒学。而现在呢？自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来。我中华先后被英、法、俄、日、德等国蹂躏，赔款钜万，割地无数，外藩琉球、朝鲜、安南等地也被强占，边疆各省都心存观望。国家颓败如斯，儒学斯文扫地，还想用它来化育四方？蛰翁未免太过相信史书了吧！”
孙元起说道：“皙子有一点说到了点子上，那就是文化传播终究要以强大的国力作为保障。只有咱们国家强盛起来，儒学才能流播四海，各地民众翕然来学。若是咱们国家四分五裂或者覆亡。只怕儒学也会变成历史陈迹！所以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内平割据、外抗列强，维持国家完整稳定。我还是那句话，国家可以适当支持儒学发展，但绝不会把孔教定为国教！”
在接下的两个月里，孙元起会在处理完政务之后突然奔赴某地进行所谓的走访调研。北至塞上的外蒙陆军第一师、驻扎在口外的第四十七混成旅及蔡成勋的中央陆军第一师，南至湖南长沙拜访湘督谭延闿，东到苏北海州视察旱灾情况，西到兰州与甘督程子寅、青督徐树铮、新督杨增新等会晤商议组建外蒙陆军第二师备边事宜。至于太原周边的西安、延安、平阳等地更是常来常往。
总体来说，看到内阁总理突然大驾光临，除了年青士兵们能在惊愕拘谨之余很快放开顾忌畅所欲言外，无论是师旅长还是府道州县都战战兢兢，生怕出现什么纰漏，随时被总理身边膀大腰圆的警卫拖出去狗头铡伺候。甚至湘督谭延闿、新督杨增新两人都不例外，唯恐孙元起是亲自出面请他们去参加鸿门宴。然而绝多数时候，孙元起还是和颜悦色地与各地官员交谈寒暄，哪怕有什么错误也是点到为止，不为已甚。只有少数臭名昭著的贪官恶霸，孙元起才不假辞色严厉斥责，轻则免职命当地严肃查办，重则带回去交付司法部直接处理。
尽管各地官员最初对孙元起的突然袭击感到不知所措，心中反感厌烦可以想见，但随即发现孙元起视察是以奖励为主，随时可能给予各种优惠，比如对苏北旱灾增拨40万银元，迅速缓解了灾民的缺粮问题；蠲免延安府所属各府县两年田赋钱粮，用于各地植树种草防风固沙。大家心中转而又多了几分期待。尤其是经过中华广播的宣传后，全国民众反响异常强烈，很多府县的士绅居然联名给内阁发电，请求孙百熙亲临指导。
就在孙元起频繁四处走访的同时，甘、陕、晋、川、鄂、湘等六省十余万兵力已经陆续开赴徐州、兖州、归德一带准备进行军事演习，刘明昭、蒋百里、陈宧以及留学德国柏林军事学院归来的杨杰等人组成的司令部也从太原移师到山东济南，一方面方面搜罗山东地面的各种情报，一方面也可以就近观看各部演习情况。他们这一走，顿时使得太原府衙冷清许多。
就在孙元起筹划什么时候也搬回北京的时候，门房突然来报：“北洋王聘卿、曹仲珊来访！”
在穿越之前孙元起根本不知道王士珍是何方神圣，但在穿越之后，尤其是在稀里糊涂踏进政坛之后，却对王士珍的大名如雷贯耳：在清末政坛能不知道北洋系么？知道北洋系，能不知道那条声名遐迩的“北洋之龙”么？而且在清末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士珍比孙元起更位高权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元起在叔祖父孙家鼐的操作下刚刚署理湖北省提学使，而此时王士珍已经是北洋第六镇统制（类似于民国初年的师长）。
光绪三十二年孙元起还在提学使位置上苦苦煎熬的时候，人家王士珍已经是陆军部右侍郎。
等到光绪三十三年孙元起终于回到中枢担任学部左侍郎，王士珍已经以陆军部右侍郎衔外放江北提督，是堂堂正正的从一品大员。
不过王士珍很快就走了霉运，先是其生母去世，回家治丧三个月；不久光绪帝、西太后先后驾崩，袁世凯被勒令回原籍养病，王士珍也只好请假回家陪着袁世凯钓鱼。等到袁世凯东山再起出来组阁的时候，孙元起已经与王士珍并列为内阁大臣了。再过两三年，孙元起已经蹦到内阁总理，王士珍反而归隐成为一介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