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老师是曾国藩，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干极为佩服，在组建湘军的时候多次请左宗棠出山帮忙。左宗棠对曾国藩诚恳的邀请很不给面子的拒绝了，最后甚至公开评价曾国藩气量太差，左宗棠去了湘军之后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干的。作为曾国藩的弟子，他自然很清楚这段历史。没想到在曾国藩早已经被盖棺定论的现在，左宗棠居然直言不讳的说道，和曾国藩相比，李鸿章还是大大不如。
对左宗棠来说，做这样的评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对李鸿章知道的不少，却不能算很熟，私交更是泛泛。若不是有降将这么一个左宗棠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的原因，他和李鸿章之间的交集就更少。如果用别的例子，左宗棠还真的一时找不到。
李鸿章虽然心里面不高兴，却也没办法发作。他只能问道：“左兄，却不知道这个站的稳应该如何讲法？”
左宗棠见李鸿章并没有恼羞成怒，他答道：“民朝远胜前清，就是因为民朝讲的是科学。科学这事情若是用在行政上，我觉得就是三个字，够专业。我若是不能以专业的角度分析广东当时黑社会问题，怎么可能有之后的提拔。后来治理广东，我可是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广东行政的专业化水平。有些做法成效好，也被推广。有些做法成效不好，我却也不讳疾忌医，就把这些作为不成功的例子做分析，找出合理的部分，找出影响成效的部分。若非如此，以陛下的聪明睿智深谋远虑，我怎么可能当上广东省省长呢？”
听到这里，李鸿章神色中的不快已经消散殆尽，他开始认真思考起来。左宗棠的飞黄腾达的确看着跟神话一样，此时由左宗棠嘴里讲出来，却又顺理成章起来。单单是把广东治理的好，那能干的人多的很。广东本来就是富裕之地，只要不搞出乱子来，稳稳当当的做省长并非难事。不过左宗棠的功绩并非是稳稳当当做了太平省长，而是把治理广东变成了“清清楚楚”的事情。这说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就是见真章的时候。
在民朝也当了这么多年的官，李鸿章最大的体会就是，满清覆灭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完蛋的。因为在满清当官，他们不管道理，只要结果。所以当官的人要么得真糊涂，至少也得揣着明白装糊涂。在满清说大实话，轻则贬斥罢官，重则杀头灭门。
若是有满清的官员如同左宗棠那般拉一些官员搞研究，最后清楚的告诉中央，国家的政策和方向就是导致黑社会横行的根本原因。这种付出换得诛九族的结局都不稀奇。把这点想透了，李鸿章也不再隐瞒，就把自己这几年干的工作，特别是湖南省省委书记的邀请一并向左宗棠讲了。
左宗棠听的时候脸上就露出了些嘲讽的意思，听完了湖南省委书记的邀请，他干脆冷笑一声，然后用嘲讽的语气说道：“我说李局长，你都已经名声在外，你怎么会觉得陛下不重用你呢？”
想起韦泽的“重用”，李鸿章也不知道该是发笑或者是苦笑。作为“对封建制度有深厚认知”的前朝降将而被用来分析高丽问题，在李鸿章看来这差不多算是侮辱了。
仿佛是看透了李鸿章的心思，左宗棠冷笑道：“李局长，你不要自轻自贱。若是被人安排你这样的差事，大概侮辱的意思是有些的。陛下有句话说的阴损了点，不过很有道理。这世上没有无用之人，就是一条毒蛇，也能用来看守财宝。那毒蛇在财宝堆里一藏，见到财宝之人正是利益熏心之时，哪里还会小心谨慎。于是毒蛇有饭吃，财宝也安全了。陛下所取的不是毒蛇是不是讨人喜欢，而是毒蛇在这方面够专业。若是派只猛虎守财宝，前去取财宝之人为了活命，为了过关哪里还会先管财宝，定然是先把拦路虎击杀再说。那样的话，财宝未必能守住，还要再搭进去一头猛虎。别人会不会这么干我不得而知，至少陛下不会做出这等选择。在当今得天下，能大行其道之人乃是专业人士。你只要够专业，绝不会无人重用。陛下给你发挥的机会，只怕你还心生怨怼吧。”
以李鸿章的聪明，只要把核心要点说清楚，他当时就透了。其实李鸿章对自己成绩很骄傲，以铁路与电报为手段，通过期货这个能“先给钱”的行业为工具，中国对高丽的控制真可以用“润物细无声”来形容。不知不觉之间，高丽的底细已经被摸个通透，哪怕是有人公开吆喝着要防备中国，却也根本没用。
若是用毒蛇与猛虎这个例子作比方，中国要是开进去几十万大军，用强硬手段压制高丽，别说赚不到钱，还要在高丽人的反击之下有不小的损失。日本人倒是有这个打算，他们想方设法的去控制高丽明面上的东西，以建立起日本在高丽的“影响力”。结果只是让高丽人为经济困境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一次发自高丽内部的政变，就把高丽国内的日本势力扫荡一空。
李鸿章并非对日本在高丽的扩张没有戒心，只是事情的发展到了如此顺利的地步，中国的铁路与电报系统只要很正常的出一下力，铁路运人，电报联络，重夺政权的大院君就轻松掌握了高丽政权。大院君对日本深有戒心，不用中国吩咐，就动手铲除日本在高丽的势力。
人民以为高丽不向日本卖粮，自己就能吃饱，上层也找到了借口侵吞日本在高丽的资产。而给高丽钱挣的中国在高丽的影响力大大提高，声望更是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若是中国苦心积虑的谋划，只怕会弄巧成拙，达不成这样的效果。
原本李鸿章作为执行的一方，只感受到自己的辛苦。现在跳脱了这个范畴回来一看，当韦泽在高丽布局开始，只要执行者别犯傻，这种结果就几乎是必然的。
李鸿章忍不住有点后怕，他若是真的敢搞个“怨怼”，那不撸他还能撸谁呢？
对左宗棠来说，做这样的评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对李鸿章知道的不少，却不能算很熟，私交更是泛泛。若不是有降将这么一个左宗棠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的原因，他和李鸿章之间的交集就更少。如果用别的例子，左宗棠还真的一时找不到。
李鸿章虽然心里面不高兴，却也没办法发作。他只能问道：“左兄，却不知道这个站的稳应该如何讲法？”
左宗棠见李鸿章并没有恼羞成怒，他答道：“民朝远胜前清，就是因为民朝讲的是科学。科学这事情若是用在行政上，我觉得就是三个字，够专业。我若是不能以专业的角度分析广东当时黑社会问题，怎么可能有之后的提拔。后来治理广东，我可是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广东行政的专业化水平。有些做法成效好，也被推广。有些做法成效不好，我却也不讳疾忌医，就把这些作为不成功的例子做分析，找出合理的部分，找出影响成效的部分。若非如此，以陛下的聪明睿智深谋远虑，我怎么可能当上广东省省长呢？”
听到这里，李鸿章神色中的不快已经消散殆尽，他开始认真思考起来。左宗棠的飞黄腾达的确看着跟神话一样，此时由左宗棠嘴里讲出来，却又顺理成章起来。单单是把广东治理的好，那能干的人多的很。广东本来就是富裕之地，只要不搞出乱子来，稳稳当当的做省长并非难事。不过左宗棠的功绩并非是稳稳当当做了太平省长，而是把治理广东变成了“清清楚楚”的事情。这说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就是见真章的时候。
在民朝也当了这么多年的官，李鸿章最大的体会就是，满清覆灭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完蛋的。因为在满清当官，他们不管道理，只要结果。所以当官的人要么得真糊涂，至少也得揣着明白装糊涂。在满清说大实话，轻则贬斥罢官，重则杀头灭门。
若是有满清的官员如同左宗棠那般拉一些官员搞研究，最后清楚的告诉中央，国家的政策和方向就是导致黑社会横行的根本原因。这种付出换得诛九族的结局都不稀奇。把这点想透了，李鸿章也不再隐瞒，就把自己这几年干的工作，特别是湖南省省委书记的邀请一并向左宗棠讲了。
左宗棠听的时候脸上就露出了些嘲讽的意思，听完了湖南省委书记的邀请，他干脆冷笑一声，然后用嘲讽的语气说道：“我说李局长，你都已经名声在外，你怎么会觉得陛下不重用你呢？”
想起韦泽的“重用”，李鸿章也不知道该是发笑或者是苦笑。作为“对封建制度有深厚认知”的前朝降将而被用来分析高丽问题，在李鸿章看来这差不多算是侮辱了。
仿佛是看透了李鸿章的心思，左宗棠冷笑道：“李局长，你不要自轻自贱。若是被人安排你这样的差事，大概侮辱的意思是有些的。陛下有句话说的阴损了点，不过很有道理。这世上没有无用之人，就是一条毒蛇，也能用来看守财宝。那毒蛇在财宝堆里一藏，见到财宝之人正是利益熏心之时，哪里还会小心谨慎。于是毒蛇有饭吃，财宝也安全了。陛下所取的不是毒蛇是不是讨人喜欢，而是毒蛇在这方面够专业。若是派只猛虎守财宝，前去取财宝之人为了活命，为了过关哪里还会先管财宝，定然是先把拦路虎击杀再说。那样的话，财宝未必能守住，还要再搭进去一头猛虎。别人会不会这么干我不得而知，至少陛下不会做出这等选择。在当今得天下，能大行其道之人乃是专业人士。你只要够专业，绝不会无人重用。陛下给你发挥的机会，只怕你还心生怨怼吧。”
以李鸿章的聪明，只要把核心要点说清楚，他当时就透了。其实李鸿章对自己成绩很骄傲，以铁路与电报为手段，通过期货这个能“先给钱”的行业为工具，中国对高丽的控制真可以用“润物细无声”来形容。不知不觉之间，高丽的底细已经被摸个通透，哪怕是有人公开吆喝着要防备中国，却也根本没用。
若是用毒蛇与猛虎这个例子作比方，中国要是开进去几十万大军，用强硬手段压制高丽，别说赚不到钱，还要在高丽人的反击之下有不小的损失。日本人倒是有这个打算，他们想方设法的去控制高丽明面上的东西，以建立起日本在高丽的“影响力”。结果只是让高丽人为经济困境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一次发自高丽内部的政变，就把高丽国内的日本势力扫荡一空。
李鸿章并非对日本在高丽的扩张没有戒心，只是事情的发展到了如此顺利的地步，中国的铁路与电报系统只要很正常的出一下力，铁路运人，电报联络，重夺政权的大院君就轻松掌握了高丽政权。大院君对日本深有戒心，不用中国吩咐，就动手铲除日本在高丽的势力。
人民以为高丽不向日本卖粮，自己就能吃饱，上层也找到了借口侵吞日本在高丽的资产。而给高丽钱挣的中国在高丽的影响力大大提高，声望更是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若是中国苦心积虑的谋划，只怕会弄巧成拙，达不成这样的效果。
原本李鸿章作为执行的一方，只感受到自己的辛苦。现在跳脱了这个范畴回来一看，当韦泽在高丽布局开始，只要执行者别犯傻，这种结果就几乎是必然的。
李鸿章忍不住有点后怕，他若是真的敢搞个“怨怼”，那不撸他还能撸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