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兜底的政策以极快的速度得到了完成，然后韦泽强行推动召开了人大会议。
“国家要发钱么？”人大代表们得知了国家兜底政策之后，几乎所有代表第一反应都是如此。兜底很容易被理解成“有求必应”，在这么一个时代，有求必应的最好体现莫过于给钱。
中央委员会对人大的这种反应并没有过激的情绪，韦泽早就把人大有可能的几种反应讲述了一番。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大家错愕之后或许会引发愤怒。对于已经提前预防的问题，大家的反应自然平和的多。
哪怕是连吕定春这样的家伙，在面对本省人大代表的时候，也不得不耐心的解释一下，“兜底不是要发钱，而是遇到生活困难，揭不开锅，可以得到政府的提供的免费支持。”
人大代表们中岁数有些比较大，听了这么一个解释，年长一些的代表们问道：“是不是跟施粥一样？”
吕定春的心里相当不爽，因为年长者提起施粥的时候语气是比较轻蔑的。而年轻代表好奇的瞪着眼睛听着长者说话，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施粥是怎么一回事。即便是听说过，也没见过。
年长的代表一看就是村里来的，老先生砸吧了一下嘴，带着农民特有的狡狯表情说道：“现在村里真的不缺这口饭吃，国家要是真的想给点好处，那就给钱吧。”
一提钱，吕定春心中大怒。以前是人多地少，那口饭真的比什么都金贵。现在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根本不缺耕地，城市的快速兴起又让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生活。除了极少数真正的鳏寡孤独，有手有脚又不缺地，怎么可能缺那口饭吃呢。现在从国家到省里，从政府到民间，缺乏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钱！
省里面和部委闹到水火不容，是因为钱的分配。吕定春就是这场冲突的主力干将之一，不过看到人代表坦率的提出了不要口饭，要发钱的态度，吕定春心里面也是大怒。他当年参加造反的队伍就是因为在一次施粥里面两边打了起来，即便是那稀薄的粥水也引发了当地流氓无产者的窥觑。为了能多弄到几碗粥，施粥的场所大打出手。吕定春的一个堂弟被打成重伤，没几天就过世了。心怀深深的恨意，吕定春偷杀了当地吴举人家的一条狗，吃了几天饱饭。有了力气之后，他拎着把破柴刀，冲进那些流氓无产者聚集的破庙，不管青红皂白连砍了好几个人。撒了这股恶气之后，吕定春义无反顾的投奔了起来造反的太平军。
现在有点类似施粥兴致的行动竟然被人如此蔑视，吕定春觉得自己本深深的侮辱了。虽然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施粥在吕定春的价值观里面有着深刻的印象，甚至改变了吕定春的人生。所以吕定春不容自己重要的人生坐标被人蔑视。不过这些都属于复杂的心理学范畴，吕定春既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更没有时间去考虑这等事情。愤怒的情绪在神经回路中以极快的速度奔腾着，吕定春吼道：“想要钱就自己去挣，国家只管
（本章未完，请翻页）不饿死人。不管有钱没钱！”
被吕定春这样的大人物一通猛批，所有代表们都愣住了。他们固然对吕定春的地位颇有敬畏，不过也对吕定春这突然爆发的情绪有些莫名其妙。
不仅仅是吕定春，所有省的人都面对差不多的局面。只要天下太平，人民就愿意拿起锄头。当国家承担起基础水利建设的时候，人民就会利用这些建设来多生产粮食。但是此次所有省的人大代表对于国家的兜底方案看法都挺一致，“要是能给钱就好了。”
21世纪的时候网络上有个改编的段子，“56个民族56朵花，56个民族56种话，56种语言汇成一句话，钱不够花！钱不够花！钱……不……够……花！”
韦泽的个人理想在民朝终于得到了实现，民朝只存在公民，民族身份统统属于中华民族。文字汉字，发音普通话。而且韦泽还志得意满的写了一篇文章，先把基于封建传统的欧洲民族观点冷嘲热讽一番后，韦泽阐述了他的看法，“……所谓民族，是对过去现象的一种总结。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随着大一统的国家体系的完善与进步，民族也将随之消失。在大一统的工业时代再提民族，只是用民族来为经济矛盾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均衡做借口……既然所谓的民族并非从宇宙诞生的时候就存在，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要维持到宇宙终结去……”
如此傲慢的发言并没有引发反对的声浪，甚至都没有引发反对的声音。19世纪末的中国本来就没有所谓民族的理念，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是工业化，是经济区域，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国家地理复杂，有着大大小小的天然经济区，有着多种多样的种植与畜牧区域。一句“这是个经济问题”就挑开了真相，在民朝初期的时候，说实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民族问题能靠说实话来解决，钱不够花的问题却不是说句实话就能解决的。韦泽在21世纪的十来年，正好是中国处于“钱不够花”的时期。摆脱了饥饿的威胁之后，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与之相反的是，整个蓬勃向上的中国随机产生了对财富更大的渴望。
如果是酸儒，大概就会用“人心不古，道德崩坏”来做评价。甚至还会嚷嚷出“礼崩乐坏”之类的屁话。韦泽自己是不会这么看待那个时代的。摆脱了饥饿的威胁，只是中国发展走过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点是人民看到有机会致富的的起点。在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这个唯物的存在自然主导了人民的主要想法。当肚子终于能够吃饱，精神也适应了这种局面的时候，对财富的渴望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至少在韦泽看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即便是没有理论性的考量，这种几乎是本能的东西也会自然而然的出现。
“国家要发钱么？”人大代表们得知了国家兜底政策之后，几乎所有代表第一反应都是如此。兜底很容易被理解成“有求必应”，在这么一个时代，有求必应的最好体现莫过于给钱。
中央委员会对人大的这种反应并没有过激的情绪，韦泽早就把人大有可能的几种反应讲述了一番。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大家错愕之后或许会引发愤怒。对于已经提前预防的问题，大家的反应自然平和的多。
哪怕是连吕定春这样的家伙，在面对本省人大代表的时候，也不得不耐心的解释一下，“兜底不是要发钱，而是遇到生活困难，揭不开锅，可以得到政府的提供的免费支持。”
人大代表们中岁数有些比较大，听了这么一个解释，年长一些的代表们问道：“是不是跟施粥一样？”
吕定春的心里相当不爽，因为年长者提起施粥的时候语气是比较轻蔑的。而年轻代表好奇的瞪着眼睛听着长者说话，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施粥是怎么一回事。即便是听说过，也没见过。
年长的代表一看就是村里来的，老先生砸吧了一下嘴，带着农民特有的狡狯表情说道：“现在村里真的不缺这口饭吃，国家要是真的想给点好处，那就给钱吧。”
一提钱，吕定春心中大怒。以前是人多地少，那口饭真的比什么都金贵。现在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根本不缺耕地，城市的快速兴起又让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生活。除了极少数真正的鳏寡孤独，有手有脚又不缺地，怎么可能缺那口饭吃呢。现在从国家到省里，从政府到民间，缺乏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钱！
省里面和部委闹到水火不容，是因为钱的分配。吕定春就是这场冲突的主力干将之一，不过看到人代表坦率的提出了不要口饭，要发钱的态度，吕定春心里面也是大怒。他当年参加造反的队伍就是因为在一次施粥里面两边打了起来，即便是那稀薄的粥水也引发了当地流氓无产者的窥觑。为了能多弄到几碗粥，施粥的场所大打出手。吕定春的一个堂弟被打成重伤，没几天就过世了。心怀深深的恨意，吕定春偷杀了当地吴举人家的一条狗，吃了几天饱饭。有了力气之后，他拎着把破柴刀，冲进那些流氓无产者聚集的破庙，不管青红皂白连砍了好几个人。撒了这股恶气之后，吕定春义无反顾的投奔了起来造反的太平军。
现在有点类似施粥兴致的行动竟然被人如此蔑视，吕定春觉得自己本深深的侮辱了。虽然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施粥在吕定春的价值观里面有着深刻的印象，甚至改变了吕定春的人生。所以吕定春不容自己重要的人生坐标被人蔑视。不过这些都属于复杂的心理学范畴，吕定春既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更没有时间去考虑这等事情。愤怒的情绪在神经回路中以极快的速度奔腾着，吕定春吼道：“想要钱就自己去挣，国家只管
（本章未完，请翻页）不饿死人。不管有钱没钱！”
被吕定春这样的大人物一通猛批，所有代表们都愣住了。他们固然对吕定春的地位颇有敬畏，不过也对吕定春这突然爆发的情绪有些莫名其妙。
不仅仅是吕定春，所有省的人都面对差不多的局面。只要天下太平，人民就愿意拿起锄头。当国家承担起基础水利建设的时候，人民就会利用这些建设来多生产粮食。但是此次所有省的人大代表对于国家的兜底方案看法都挺一致，“要是能给钱就好了。”
21世纪的时候网络上有个改编的段子，“56个民族56朵花，56个民族56种话，56种语言汇成一句话，钱不够花！钱不够花！钱……不……够……花！”
韦泽的个人理想在民朝终于得到了实现，民朝只存在公民，民族身份统统属于中华民族。文字汉字，发音普通话。而且韦泽还志得意满的写了一篇文章，先把基于封建传统的欧洲民族观点冷嘲热讽一番后，韦泽阐述了他的看法，“……所谓民族，是对过去现象的一种总结。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随着大一统的国家体系的完善与进步，民族也将随之消失。在大一统的工业时代再提民族，只是用民族来为经济矛盾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均衡做借口……既然所谓的民族并非从宇宙诞生的时候就存在，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要维持到宇宙终结去……”
如此傲慢的发言并没有引发反对的声浪，甚至都没有引发反对的声音。19世纪末的中国本来就没有所谓民族的理念，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是工业化，是经济区域，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国家地理复杂，有着大大小小的天然经济区，有着多种多样的种植与畜牧区域。一句“这是个经济问题”就挑开了真相，在民朝初期的时候，说实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民族问题能靠说实话来解决，钱不够花的问题却不是说句实话就能解决的。韦泽在21世纪的十来年，正好是中国处于“钱不够花”的时期。摆脱了饥饿的威胁之后，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与之相反的是，整个蓬勃向上的中国随机产生了对财富更大的渴望。
如果是酸儒，大概就会用“人心不古，道德崩坏”来做评价。甚至还会嚷嚷出“礼崩乐坏”之类的屁话。韦泽自己是不会这么看待那个时代的。摆脱了饥饿的威胁，只是中国发展走过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点是人民看到有机会致富的的起点。在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这个唯物的存在自然主导了人民的主要想法。当肚子终于能够吃饱，精神也适应了这种局面的时候，对财富的渴望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至少在韦泽看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即便是没有理论性的考量，这种几乎是本能的东西也会自然而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