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营体的工地管理部办公室里,安东尼先生也陷入困惑的境地。他正和副经理商量应对联营体用工出现的一些问题。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有两个,一是B局提供的合格员工数量不够,二是施工队伍不稳定。

    联营体管理机构分四个层级,最下面的层级是工地管理部,负责组织和管理合同的实施。工地管理机构实行的是工地经理全权负责的直线制管理模式,工地经理安东尼先生就是联营体驻工地的最高当权者。

    安东尼在联营体的用工方面,采取的是大量招募又大量淘汰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筛选出合格的员工。祝淡泊对外商的这种做法很不理解,也很反感:“你们这是搞啥名堂?”

    安东尼对祝淡泊说:“祝先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在南美的国家搞工程,也是这种方法,在那里的淘汰率是90%,10个人中才选出一个合格的员工。这是我们在全世界搞工程中,获得的成功经验。”

    祝淡泊很反感地说:“安东尼先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工人是世界最优秀的!你怎么能把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东西搬到我们这里来呢?你不会成功的!”

    祝淡泊说得一点没错,B局的工人觉得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翁,外商要是想解雇他们,他们会大声抗议:“这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有时还会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认为这是“外国人欺负中国人。”

    国企那种“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保护下的员工,没有竞争意识,效率低下等毛病,也被带到联营体。让中国工人想不到的是,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用工制度,在联营体则行不通了,外商也不吃这一套,在外商看来,只要是不合格的员工,就必须解雇,这是很平常的事。

    在一次工作协调中,面对祝淡泊的质疑,安东尼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祝先生,解雇不合格的员工,我们在全球都是这样做的,这就是国际惯例。用你们中国话说,就是天经地义的。”

    祝淡泊气得翻白眼,心头说,你个洋鬼子居然还用中国话来教训我!他虽然能言善道,这时却说不出啥。因为合同规定,中方要接受外方的管理方法。

    让安东尼困惑的正是这一点,中方的工人并不害怕被解雇,有的甚至想些办法来被“解雇”。他很不解:“祝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工资是工作了才有的。你们中国很奇怪,只要人在这个岗位,出不出力都有工资。对你们来说,工资不是劳动的报酬,而是一种身份的证明。”

    祝淡泊没有理睬他,懒得给他说,国内的制度是几十年来固化的,国人有时尚且闹不明白,一个洋鬼子,一时半刻哪能给他扯清楚。只是淡淡地说:“国情不一样嘛!”

    这些,安东尼先生当然不理解,搞不明白是咋个一回事。但B局的王开山局长却晓得症结在哪里。

    王开山的办公室也是那种推窗就能看到大山的房间,今天他一推窗时,看到的不是大山,而是董建设。董建设正奔他办公室而来,他心头明白,董建设肯定是有事找他。董建设确实是来找这位老同学的,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到工程局,从技术员、开挖队长、一路到工程局长的位子上,经历差不多。两个人性格用一个字形容,王开山是“刚”,董建设是“柔”,后来角色略有不同,董建设先到部机关呆了一阵,现在又是业主单位的老总,而王开山仍是工程局的老总,所以,王开山打招呼时爱半开玩笑地称董建设为:老板。说自己是为老板打工的。

    当董建设跨进王开山办公室,王开山立刻站起身,亮开嗓门:“啥子风又把老板吹来了?我晓得你老兄是无事不到我这打工崽的地方来的。”

    董建设晓得老同学脾气,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希望他保障联营体的劳务用工。

    王开山把手一挥,请董建设坐下,自己也靠在沙发上,大嗓门又响起:“老兄啊,这事不好办啊!要像安东尼先生那样用工、选人,必须得有开放的劳务市场才行啊!你老兄也当过工程局长,不要说外部没有开放的劳务市场。就是我们内部各分局、各处、各部门间,人员都不能自由流动。给你说个实话,工程局要从下属单位抽调人员到联营体去,需要做好多协调工作,有时还得我这个局长出面才行。你说恼火不恼火?很难满足联营体的用工需要啊!”

    董建设在工程局待过多年,但那时不存在这种市场经济的挑战,真没想到对方这样恼火,就说:“既然抽人如此困难,那你们去了的人就得好好干嘛!咋个都不安心嘛。”

    王开山一脸苦涩:“董总,人心不稳,我也没办法啊!你看国家有规定,在中外合资企业工作的人员,工资可以高于当地同类人员的1.5倍,我们派到联营体的人员,就是按这种规定确定的。跟到了联营体干啥子,干得咋样没关系,这种工资制度咋个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